本文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文版前言，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20世纪后期世界陷入深刻危机，缺乏统一的社会模式。尽管技术进步显著，但社会制度未能同步变革，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发展失衡。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几十年’后反而陷入‘生存的几十年’，苏联虽曾宣称超越美国，实则在工业和技术上落后，社会问题凸显。美国虽为科技强国，却面临失业、贫困、吸毒、青少年自杀等社会动荡。作者强调，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存在严重滞后，是当前全球困境的根本原因。食物过剩却分配不均，引发饥饿；核武器威胁人类生存，却仍持续军备竞赛。他引用爱因斯坦的警告，呼吁人类提高觉悟，从反面经验中学习，各国应根据自身国情探索独特解决方案，以实现真正的人类进步与和平。
本文主要讲述了中世纪后期欧洲与中国的航海发展对比，揭示了西欧走向海洋扩张的内在动力。中国在郑和时代曾组织规模庞大的远洋航行，船队庞大、技术先进，远达非洲东岸，但因皇帝命令突然停止，且航行目的非商业，缺乏持续性。相比之下，欧洲没有中央集权的皇帝能下令停止海外探索，反而拥有强大的经济动力、宗教热情、技术进步和民族君主国的组织能力。欧洲商人因地中海贸易受阻于穆斯林势力（如奥斯曼土耳其人），迫切寻求直接通往东方的航线，从而催生了绕行非洲、开辟新航路的探索活动。西欧在思想骚动、经济活力和制度支持下，形成了持续向外扩张的推动力，最终在地理大发现中脱颖而出。文章强调，欧洲的海外进取并非偶然，而是由宗教、经济、技术与体制共同驱动的必然结果，而中国封闭的政策和非商业导向的远航则无法复制这种持续性发展。
本文讲述了日本从16世纪至17世纪中期的对外交往与国内政治演变。1542年，葡萄牙人因船只失事抵达日本，其火器技术引起日本大名关注，随后葡萄牙商人通过中介贸易获利，与中国进行白银与丝绸交换。1549年，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等抵达日本，因契合战乱时期农民心理而迅速传播，至丰臣秀吉时期皈依者达15万。丰臣虽下令驱逐传教士，但因贸易利益未严格执行。德川幕府建立后，为维护统治稳定，于1614年下令驱逐所有传教士，强迫天主教徒改信佛教，处死抵抗者。1624年驱逐西班牙人，1637年驱逐葡萄牙人，仅保留荷兰人，贸易限于长崎的出岛。1636年实施锁国政策，禁止日本人出国，限制造船业，开启长达两百年的闭关自守时期。这一政策虽保障了中央集权与社会稳定，却使日本错失宗教改革、海外扩张和商业革命等历史发展机遇，导致科技与制度长期落后。19世纪中叶，欧洲列强的入侵使日本的落后问题迅速暴露，比中国更明显，凸显了闭关政策的深远代价。
本文通过探讨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起源问题，批判了关于‘前哥伦布时代欧洲或亚洲人跨越大洋传播文明’的迷信观点。文章指出，尽管历史上存在一些小规模航海活动（如威金人抵达纽芬兰），但缺乏确凿考古证据证明旧世界文明曾将植物、动物或文化大规模传入新世界。通过分析科尔特斯时代前西班牙人被屠杀、同化等案例，说明小群体难以在土著社会中建立文化统治。文章强调，人类文明的发展并非单一中心扩散，而是不同地区在各自地理与历史背景下独立创造，表现出多样性与适应性。同时，作者批评现代人对神秘主义（如占星术）的盲目信仰，指出这种思维与原始人类对图腾的崇拜类似，反映出人类对未知的本能依赖。最后，文章呼吁历史研究者应基于客观考古证据，摒弃虚幻简化解释，重视文明独立创造的可能性，从而更准确理解人类文明演进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本文讲述了1500年以后世界格局的深刻转变。中世纪时期，西欧因地处欧亚大陆草原侵袭路线的末端，长期面临来自东方游牧民族（如匈奴、蒙古、突厥等）的威胁，常因帝国衰落而遭受入侵。然而，近代初期，西欧凭借在武器和造船技术上的优势，打破了这种被动局面。西欧开始在世界各大洋上展开扩张，形成对欧亚大陆的‘钳形包围’：俄国从陆路向太平洋推进，西欧绕过非洲进入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同时伊比利亚人（如葡萄牙、西班牙）在哥伦布的带领下向西航行，发现美洲并实现环球航行。尽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16世纪曾威胁维也纳，但这一行动仅属局部，对世界历史影响有限。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是西欧的海外扩张、西北欧的航海活动以及俄国的陆上西进，这些构成了本编后续章节的核心主题，标志着西方世界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主导全球格局的开端。
本文主要讲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世纪海外扩张的兴衰过程及其经济根源。尽管伊比利亚国家凭借地理位置、航海技术和宗教动力率先开展殖民活动，但缺乏经济实力和工业基础，无法有效利用殖民地资源。大量金银流入国内引发严重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飙升、工资停滞，使西班牙工业丧失国际竞争力。同时，贵族阶层（伊达戈）垄断土地和资源，鄙视商业与工业，形成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准则，导致中产阶级缺失，经济结构僵化。尽管塞维利亚商会名义上垄断殖民地贸易，实际运输和制成品供应被西北欧商人控制，外国资本通过代理方式大量参与交易，西班牙本土商人被迫以高价将殖民地财富转手给外国人。最终，西班牙海外财富并未转化为国内经济进步，反而加剧了封建制度的固化，使殖民地陷入落后与从属状态。讽刺的是，西班牙殖民剥削反而推动了西北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伊比利亚半岛却因缺乏改革动力，陷入长期经济衰退，其殖民体系最终被荷兰、英国等新兴国家取代。
七年战争（1756–1763）是世界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点，其海外结果彻底改变了欧洲列强的全球地位。在美洲，法国丧失了除西印度群岛少数岛屿和南美洲圭亚那外的全部法属殖民地，英国获得圣劳伦斯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以东广大地区，奠定了其北美霸权。在印度，法国虽保留商业设施，但被禁止建立军事据点或干预王公政治，英国通过普拉西战役（1757年）击败亲法势力，确立对孟加拉的控制，从而取代莫卧儿帝国成为南亚主导力量，为19世纪英国向整个印度的扩张奠定基础。西班牙因参战法国，被迫将佛罗里达割让给英国，法国则将路易斯安那西部赠予西班牙，实现领土调整。巴黎和约签订后，英国不再局限于欧洲强国，而是崛起为全球性帝国，其海上帝国地位确立，语言文化（英语）在美洲与印度的传播，成为近代世界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虽在19世纪重建殖民帝国，但18世纪的失败标志着其全球影响力的衰落，而英国由此进入世界霸主地位，深刻影响了此后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
本文主要讲述了1763年至1914年间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取得霸权的历史背景与原因。尽管1763年时欧洲仅在非洲和亚洲拥有零星沿海据点，远非世界主宰，但到1914年，欧洲强国已控制整个非洲，对亚洲实现直接或间接统治。这种扩张的根源在于欧洲发生的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些革命在1763年前已逐步展开：科学革命从哥白尼到牛顿完成，工业革命的萌芽出现在17世纪的西北欧，政治革命如英国内战和法国大革命已初现端倪。然而，其全球性影响直到19世纪才显著显现，因此本文将其作为重点分析对象。三大革命并非独立发展，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科学发现（如牛顿定律、达尔文进化论）影响政治思想，技术进步（如印刷术、电报）推动民族主义兴起，而政治变革又促进科学与经济的发展，例如法国革命激发科学进步，英国制造商威尔金森指出制造业在政府干预最少的地方最繁荣。最终，这些革命为欧洲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与控制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
本文主要讲述了科学革命在19世纪对西方社会及世界格局的深远影响。起初科学处于社会边缘，到19世纪末已成为推动工业进步、改变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核心力量。科学不仅赋予欧洲技术优势，使其在殖民扩张中占据主导地位，还成为民族崛起和独立的重要工具，尤其在非西方国家被视作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文章指出，科学革命是西方独有的产物，依赖西欧特定的历史与社会条件，其影响力远超传统哲学或宗教传播，成为主导全球历史进程的新力量。这种科学主导的文明模式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被错误地用于为殖民和阶级不平等辩护，而达尔文本人并未支持此类应用。最终，文章强调科学不仅是技术进步的源泉，更是塑造现代世界秩序、推动非西方国家寻求自主发展的核心动力，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以科学为基础的新阶段。
本文主要讲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对世界历史的深远影响。它起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强调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和阶级斗争，提出通过革命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不仅是理论家，也是组织者，他推动建立了第一国际，倡导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取政权。然而，随着时代变化，第二国际逐渐转向修正主义，主张通过选举、教育和渐进改革实现社会进步，放弃革命路线。这一转变受到选举权扩大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修正主义在实践中更易获得支持，使社会党在各国议会中占据重要席位。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成员大多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导致组织瓦解。与此同时，俄国布尔什维克在战争中夺取政权，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并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挑战第二国际。自此，马克思主义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形式在全球广泛传播，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的重要力量，其理论和实践至今仍具有强大推动力和广泛吸引力。
本文主要讲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波斯（今伊朗）在西方殖民势力影响下社会变革与民族觉醒的过程。随着俄国和英国对波斯的经济渗透与政治干预，波斯民众遭受剥削，民族尊严受损，引发强烈反西方情绪。1905年，受俄国工人运动影响，波斯工人和知识分子掀起罢工与骚乱，推动国王同意解散不得人心的首相，并召开第一届波斯议会。1906年，议会通过自由主义宪法，标志着波斯近代政治制度的开端，改革者以民族独立和‘波斯人的波斯’为核心诉求，被视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然而，改革遭遇强大阻力：俄国坚决反对改革，英国虽支持温和派却反对革命，两国于1907年秘密签订协议，划分波斯势力范围，未与波斯协商，引发民众强烈不满。1908年，俄国人训练的哥萨克旅解散议会，镇压改革势力。1909年，巴赫蒂亚里部落攻占德黑兰，废黜国王，立年幼王子为君，议会重新掌权。随后，美国顾问W·摩根·舒斯特被邀请推行经济改革，但引发波斯精英与俄国人的强烈反对，1911年被驱逐，议会随即被解散。此后至一战爆发，波斯长期处于俄国控制之下，改革运动虽短暂成功，却未能实现真正的独立与自主，凸显了外部势力对弱国政治的主导与民族觉醒的艰难处境。
本文主要阐述了1914年以前欧洲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相较于欧亚大陆，非洲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欧洲通过奴隶贸易、土地转让、控制采矿与贸易、传播基督教和西方语言，深刻改变了非洲的社会结构。经济上，非洲劳动力被大量消耗，农业土地被转移，经济活动被欧洲企业垄断；文化上，西方教育和基督教传播削弱了传统信仰与社会结构，尤其是酋长的宗教与政治权威。政治上，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知识分子开始挑战传统酋长和欧洲殖民者，推动民族主义觉醒，要求参与政治管理。尽管非洲乡村在1914年前仍保持自给自足和传统文化，形成天然抵抗，但整体发展水平的落后使非洲更易受到西方冲击。文章最后指出，欧洲对非洲的影响远超欧亚大陆，根本原因在于非洲发展水平的滞后，而这种不发达也使乡村传统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续。
本文主要探讨了欧洲文明在海外，尤其是北美和英国自治领（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文化传播与本土化过程。尽管欧洲文化大规模移植到这些地区，但各地在语言、习俗和价值观上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和适应。加拿大受法裔天主教群体影响，保留了独特文化特征，如对美国文化的警惕和本土生活方式的坚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因高度英国血统而与母国文化联系紧密，但二战后美国文化渗透引发对‘文化同质化’的担忧，如‘澳斯特利加’现象的比喻。文章指出，虽然海外英语国家出现大量地方性词汇和表达（如加拿大‘boot’指行李箱、美国‘petrol’为‘gas’），但这些差异多源于母国方言，且英国人、法国人或西班牙人通常能在海外找到熟悉的语言变体。最终结论是：全球范围内，欧洲文化在海外传播广泛而持久，但通过本地化形成了多样且具有特色的文化形态，而非简单的复制。这种文化传播既体现普遍性，也展现深层的适应与差异。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第四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1914年以来的几十年中，西方一面在衰落一面又在获得成功。实际上，这两种表面对立的趋势正在互相加强。由于全球前所未有的一体化，西方的技术、观念和制度一直在以加速度扩散，从而使其影响的强烈程度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正是这一新的成功，逐渐削弱了1914年以前似乎不可侵犯的世界霸权。诸殖民地民族通过有选择地采纳西方文明来对西方进行更有效的抵抗。 1925年，土耳其领导人凯米尔·阿塔图克热烈地赞扬了西方，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西方等于"文明"：对文明洪流的抵抗是徒然的；文明对那些忽视或违抗它的人极为冷酷无情。文明能穿通山脉，翱翔天空，能看见、照亮和研究从看不见的原子到星球的所有东西。力图以中世纪精神、靠原始迷信发挥作用的国家，在它那巨大的威力和崇高的尊严面前注定耍毁灭，至少也要被奴役，受耻辱。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正是凯米尔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最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新"文明"的力量和活力，也最成功地解决了文明问题。正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土耳其共和国能成为中东最西方化的国家，又能最不受西方的支配。"衰落"和"成功"实际上是一枚硬币上的两个面。（原文）
本文从亚洲视角出发，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过程及全球影响。文章指出，一战是欧洲内部的‘内战’，其爆发源于经济竞争、殖民地争夺、对立联盟体系和民族主义情绪四大背景因素。德国与英国在工业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以及对殖民地的争夺，加剧了紧张关系。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刺杀，成为战争导火索。随后，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引发连锁反应：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苛刻要求，塞尔维亚拒绝后，奥匈宣战，俄国动员，德国随即对俄、法宣战，并入侵比利时，英国以此为由对德宣战，欧洲迅速卷入战争。战争初期，德军实施‘施利芬计划’进攻法国，但因指挥失误和法军反击，陷入西线僵持。1915年，俄国在东线惨败，达达尼尔海峡远征失败，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塞尔维亚被占领。意大利于1915年加入协约国，罗马尼亚1916年参战，希腊1917年倒向协约国。1916年，德军发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双方伤亡惨重，均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俄国在东线发动勃鲁西洛夫攻势，击溃奥军，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1917年，德国实行‘齐格菲防线’防御，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引发美国参战风险，但未能取胜。战争中，厌战情绪蔓延，德国国会通过《和平决议》，奥匈帝国皇帝去世，民族独立运动兴起。文章强调，一战不仅是欧洲的毁灭，也标志着欧洲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是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变革中经历深刻动荡。1920年代，国共合作推动社会改革，国民政府在蒋介石领导下实现国家形式统一，推进铁路、公路、关税、货币等现代化建设，收回外国特权，改善民生。然而，其一党专制、忽视土地改革、缺乏人民支持的政策导致社会矛盾加剧。1927年国共决裂，蒋介石发动五次‘剿匪’战役，试图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转向农村，依靠贫农发动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最终通过‘长征’抵达西北，发展为强大政治力量。与此同时，日本自1931年侵占满洲，逐步扩大侵华战争，严重威胁中国主权。在内外交困下，国民政府陷入困境，最终在1949年败退台湾，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定都北京，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一战后，欧洲处于动荡之中，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承担战争赔款并接受领土变更。为缓解紧张局势，国际社会推动经济与政治和解。《道威斯计划》（1924年）通过调整赔款支付方式，缓解了德国经济压力，法国也逐步撤出莱茵兰。1925年，德国与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签订《洛迦诺公约》，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德国承认西部边界永久性，同时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国。这一系列协议被称作‘洛迦诺精神’，强调通过调解、仲裁代替战争，引发广泛乐观情绪。1928年，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与法国总理白里安共同推动《凯洛格-白里安公约》，60多个国家签署，承诺放弃将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虽无强制制裁，但增强了国际道义压力。1929年，新经济专家委员会提出《扬格计划》，规定德国分58年支付80亿美元赔款，作为回报，法国于1930年提前撤出莱茵兰。与此同时，国际裁军会议持续推进，尽管因各国对军队编制、财政支出和监督机制存在分歧，未能实现全面裁军，但在海军方面取得部分进展。尽管裁军和和平努力面临阻力，20世纪20年代末，欧洲普遍认为战后和平已初步实现：德国与邻国和解，赔款问题缓解，国际秩序趋于稳定，经济复苏，失业率下降，甚至苏联实施五年计划也带来积极信号。人们普遍相信，‘洛迦诺精神’标志着战争年代的终结，欧洲将进入长期和平与繁荣的‘和平年代’。
本文主要讲述了殖民地革命对旧帝国体系及全球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随着殖民地独立，旧帝国组织被改组，取而代之的是以英联邦和非洲统一组织为代表的新型国际联盟，强调主权平等、和平共处与反殖民主义。万隆会议和亚的斯亚贝巴会议推动了亚非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冷战对抗，倡导裁军与经济合作。尽管这些会议未能实现具体目标，但亚非国家在联合国中的席位显著增加，从13个增至70个，成为联合国中的主导力量，推动多项重要决议通过。然而，文章也指出，小国在联合国中的表决权虽强，但缺乏实际资源与行动能力，真正掌握国际权力的仍是美国和苏联等大国。最终，尽管第三世界国家在理念和话语权上取得进展，但国际政治的现实仍由资源和军事实力决定，小国只能‘管理岸边的美丽建筑’，而大国掌控世界大局。
本书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代表作，分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来的世界》两册，是一部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史著作。作者摒弃传统以国家为中心的史学方法，主张将世界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从全球角度考察人类文明的发展，强调各地区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全书时间跨度从人类起源至20世纪70年代，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宗教、人口、移民等多个领域，吸收了近二十年世界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尤其详述了二战以来的世界历史，内容新颖、现实感强。书中结构清晰，每章设有提要和选读书目，便于读者理解与进一步研究。译者为吴象婴、梁赤民等人，其中前十章和地图由吴象婴翻译，后半部分及插图说明由梁赤民翻译，第十一章前四节由许企平初译。译者在后记中表示译文可能存在疏误，恳请读者指正。该书因观点新颖、视野广阔，一经出版即被广泛译介，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