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恭亲王奕䜣与慈禧太后这对历史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深远影响。作者指出，若历史安排恭亲王继位为帝，慈禧便可能成为其皇后，从而避免后来的宫廷权力格局，使中外关系更缓和、战争可能避免，历史进程将完全不同。然而，历史的偶然性使他们成为叔嫂关系，导致慈禧长期垂帘听政，恭亲王虽有远见却未能发挥更大作用。二人在权力斗争中联合或对抗，共同塑造了中国近代史的特殊面貌，既有轰轰烈烈的政变与统治，也有复杂微妙的关系变化。作者强调，尽管公众对他们的事迹已有一定了解，但两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仍需深入研究。文章以历史反思的视角，揭示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革之间的深刻联系，表达了对历史真相的探寻与对历史人物复杂性的尊重。
本文讲述了道光皇帝第六子、恭亲王奕䜣的早年成长与家庭背景。奕䜣出生于道光十二年，生母为静贵妃，因母因子贵，道光帝对其格外宠爱，史载‘最钟爱’。其母从贵人升为贵妃，后又总摄六宫，可见皇帝对奕䜣的重视。奕䜣自幼聪慧，四岁即入上书房读书，接受严格教育。其师翁心存、贾祯皆为名士，贾祯尤重影响，使奕䜣精通诗文，尤擅作诗，有《乐道堂诗钞》传世，诗风清新自然，体现其健康的情思与才思。同时，奕䜣精于书法、骑射，尤以骑射著称，为‘十五善射大臣’之一，展现其文武双全之才。在历史教育方面，贾祯授以《资治通鉴》，使其通晓历代兴衰，奠定其政治见识。道光帝亲自题字‘乐道书屋’，并赐其金刀佩带，彰显殊荣。尽管奕䜣并非唯一皇子，但因其才学、品德与皇帝偏爱，被朝野视为最可能继承皇位的皇子。文章通过其成长经历，展现清宫皇子教育之严苛与选拔之标准，突出奕䜣作为‘最钟爱皇子’的综合优势与历史地位。
本文讲述了清朝道光帝在皇子继承权问题上的抉择过程，重点聚焦于皇四子奕与皇五子奕䜣之间的竞争。奕䜣武功超群，擅长骑射，在南苑围猎中猎物丰盛，诗作中表现出春风得意、自得其乐。然而，奕深知自己武艺不及，便依师傅杜受田之计，故意在围猎中不射箭、不捕猎，声称身体不适，以‘不忍伤生’‘尊重天和’为由，表现出仁德与克制。道光帝见其言辞恳切、符合儒家‘仁政’理念，大为赞赏，称其为‘真帝者之言’，从而决定立奕为皇位继承人。尽管奕䜣在武功上胜出，但奕凭借心计与政治智慧赢得了道光帝的青睐，最终获得继承权。这一事件反映了清代通过围猎考察皇子能力的传统，也凸显了‘仁德’在皇位继承中的重要性，以及政治智慧在权力斗争中的关键作用。
本文讲述了清朝道光帝在立储过程中，皇四子奕与皇六子奕䜣激烈竞争皇位的史实。奕䜣师从直言敢谏、反对虚伪的大学士卓秉恬，秉持诚实公正之风，在南苑射猎和入对考试中认真表现，却因不合当时宫廷虚伪风气而未能胜出。相比之下，奕善于迎合时宜，通过装点门面赢得道光青睐。最终，道光帝在病重之际颁布‘一匣两谕’：立奕为皇太子，同时封奕䜣为恭亲王，以求平衡兄弟关系，避免手足相残。此举虽体现其对皇位继承的谨慎与担忧，但未能化解兄弟间的矛盾，奕登基后与奕䜣关系仍如曹丕与曹植般紧张。故事揭示了在封建体制下，个人品德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以及‘公正诚实’在权力斗争中难以立足的悲剧性。
本文主要讲述了咸丰帝对恭亲王奕䜣的刻意压制与政治排挤。奕䜣原为道光帝一匣两谕封的恭亲王，但咸丰登基后迟迟不颁册封，实为不予承认，引发梁章钜《枢垣纪略》的质疑。咸丰借此试探奕䜣是否恭顺，两年后才颁册，同时将其从皇宫分出，安置于原和珅、永璘府邸，即后来的恭王府一角，实为限制其政治地位。咸丰更在奕䜣刚获封爵时，命其为师傅杜受田的灵柩奠送，杜受田是咸丰上位的关键人物，此举实为羞辱。奕䜣被赐居圆明园废园‘和春园’，并被赐名‘郎润园’，意在使其远离朝堂，不得参与政事。奕䜣表面顺从，高悬父辈赐匾，自诩‘不尚其华尚其朴’，表明退隐读书之意。咸丰三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国库空虚，兵部尚书桂良奏请熔铸内务府金钟以济军需，咸丰命奕䜣负责，其虽惶恐勤勉，熔得金27030两，却仍被视作‘小事’，反映出咸丰对其始终怀有戒心。全文通过一系列细节，揭示了奕䜣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地位险恶的处境，凸显了咸丰对权力继承者的警惕与压制。
本文主要讲述清朝咸丰帝时期，满洲八旗官员叶赫那拉氏女兰儿（即后来的慈禧太后）被选入宫的经过及其人生开端的不幸。兰儿出身一般八旗官员家庭，虽家境不显，但天生丽质、聪慧活泼，因个人条件优秀被选为贵人，入宫时年仅18岁。她入宫过程严格，经多轮选拔，最终于咸丰二年五月初九进宫，被封为兰贵人。当时咸丰帝对她颇为迷恋，称其‘嬛艳无匹侪’，宫人亦因她美貌而嫉妒。然而，入宫对女子而言是极大的不幸——无论是否为妃嫔，均深陷后宫争斗，生活压抑，自由受限，难以婚嫁，命运多舛。文章引用史料如《内务府奏销档》《清稗类钞》《十叶野闻》等，说明兰儿虽才貌双全，却在青春年华便步入深宫，从此失去自由，开启了波澜壮阔却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
本文讲述了兰儿入宫后遭遇咸丰皇帝的不幸经历。咸丰帝是一位昏庸无能的皇帝，既无治国之才，又贪恋女色、酗酒、吸食鸦片，沉迷于圆明园的享乐生活。他不理朝政，对太平天国起义和英法联军入侵一筹莫展，最终在热河病逝，留下烂摊子。咸丰在圆明园私幸汉族女子‘四春’，甚至宠幸曹寡妇，生活荒淫无度。他常饮春药、吸鸦片，醉后暴打侍女，身心俱损。尽管慈安太后、钮祜禄氏等曾劝谏，但咸丰听而不改，最终依旧沉溺享乐。兰儿作为被宠幸的妃嫔，虽身处宫廷，却深感痛苦，因咸丰对她的宠爱转瞬即逝，且皇帝的堕落使她倍受煎熬。文章最后指出，兰儿的不幸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衰落的缩影，反映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背景。
咸丰年间，清廷面临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京城的危局。咸丰皇帝无能，将治国重任交予皇六弟恭亲王奕䜣，命其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后特授军机大臣，甚至任命为领班军机大臣，突破祖制，以倚重其能力。奕䜣深明咸丰用意，积极协助，与惠亲王绵愉、僧格林沁共同阻击北伐军，最终因战略失误被清军全歼。期间，奕䜣重用曾国藩，推动湘军发展水师，镇压小刀会起义，推行厘金、货币改革，为清廷稳定作出贡献。然而，北伐失败后，咸丰立即罢黜奕䜣，实为对其潜在夺位威胁的报复。其背后原因源于奕䜣生母孝静皇贵妃曾抚养其成长，二人情同母子，道光年间奕䜣落选皇位继承人，使孝静皇贵妃心生欣慰，咸丰登基后尊其为太妃，关系亲密。咸丰对奕䜣的任用与罢黜，既是权宜之计，也暗藏权力斗争的延续。
本文以慈禧太后（那拉氏）入宫后五年间的生活为背景，探讨她在咸丰帝溺于声色、政治无为的环境下如何积极谋划自身命运。不同于其他妃嫔的随遇而安，那拉氏聪慧果敢，利用自身美貌与机敏，争取皇帝宠幸并成功为他诞下唯一皇子载淳，实现‘母以子贵’。她并非一入宫就图谋摄政，而是逐步积累政治资本，为日后垂帘听政奠定基础。文中对比武则天的崛起路径，指出那拉氏虽无激烈后宫斗争，但凭借远见与行动，展现出强烈的政治抱负。同时，文章也提到慈安皇后性格懦弱，无争权之心，与那拉氏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宫廷生活隐秘，史料有限，但那拉氏在这五年间的思想活动和行动轨迹，展现出一个有远见、有策略、积极进取的女性形象，为她日后成为清朝实际掌权者埋下伏笔。
咸丰九年，英法联军报复大沽口战败，僧格林沁接连失利，清军溃败。咸丰帝为避战乱，以‘亲征’为名逃往热河，引发朝臣恐慌。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等联名上奏，警告‘土木之变’之险，劝留京抗敌，但咸丰执意出逃。其妻那拉氏也力劝留京，然咸丰仍下令扣押英法全权代表巴夏礼等人质，激化矛盾，导致联军大举进攻。奕䜣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和局，却面临皇帝遥控、无兵可用、人质难保的困境。他试图以人质为筹码谈判，但咸丰集团欲杀人质泄愤，联军则坚持必须释放人质才议和。在巴夏礼同意代为说和后，奕䜣仍被逼释放人质，但实际仅释放18人，21人被杀。联军趁机攻入圆明园，纵火劫掠，造成巨大损失。奕䜣命人送还人质，联军撤出，但随后要求清军交出安定门以换约。守将未等命令即开门，导致城门失守。奕䜣事后痛斥守军怯懦，暴露了清廷在军事与外交上的全面被动。最终，在敌军军事压力下，咸丰帝被迫同意与英法议和，彻底丧失主动权。
本文主要讲述了清朝咸丰年间恭亲王奕䜣与慈禧太后在外交与宫廷权力斗争中的互动。在英法条约签订后，奕䜣主张尽快回銮，但咸丰帝因惧洋人而拖延，引发京师与热河之间的政治分裂。奕䜣与留京大臣支持回銮，而肃顺等热河势力则掌控朝政，排挤慈禧，甚至传言要借‘钩弋故事’处死她，激化矛盾。慈禧因被冷落、受辱且遭威胁，逐渐积怨，成为政变关键人物。与此同时，肃顺集团专权，被指蒙蔽皇帝、大修宫殿、纵情享乐，引发士大夫不满。胜保等官员直言肃顺专权，揭露其祸国行为。咸丰帝犹豫不决，反复更改回銮日期，导致局势紧张。奕䜣因担心被诬为‘土木之变’式篡权者，既不请回銮也不赴热河，态度冷淡。最终，北京与热河两大集团矛盾激化，慈禧借机联合留京势力，发动政变，为日后慈禧掌权埋下伏笔。整个情节展现了晚清政治中权力博弈、外患压力与后宫斗争的复杂交织。
故事讲述咸丰帝去世后，两宫太后（慈安、慈禧）与恭亲王奕䜣密谋铲除赞襄大臣肃顺等人的过程。肃顺等人把持朝政，阻挠回銮，驳斥亲王辅政奏折，引发太后不满。在胜保、奕䜣等人的布局下，两宫太后借回銮之机，逐步掌握实权。回京前，慈禧密令奕䜣草拟革职拿问肃顺等人的谕旨，藏于内衣以备使用。回京途中，两宫太后队伍抵达德胜门外，奕䜣率官员迎驾，稳定局势。回宫后，两宫太后当众宣读谕旨，列举肃顺等人三大罪状：筹划失误致联军攻入、阻挠回銮致皇帝病重、专擅驳斥董元醇奏折，下令罢免载垣、端华、肃顺职务，其余五人退出军机处，分别治罪，并确立垂帘听政制度。此事件标志着慈禧与奕䜣联手夺权，开启晚清权力更迭的关键阶段。
@page { margin-bottom: 5.000000pt; margin-top: 5.000000pt; } 七身受钦差，挽救危局（5） 此时，载垣、端华入宫，见到那种场合，不知发生了何事，冒失喊道：“太后不应召见外臣！” 奕䜣见状再宣准备好的谕旨，宣布将载垣、端华、肃顺革职拿问，交宗人府严行议罪。 载垣等大喊：“我辈未入，诏从何来？”即认为诏旨必由顾命大臣拟定才可以钤印下发。 奕䜣挥手令侍卫拿下。几名侍卫拥上，将载垣等摘下顶戴，推出隆宗门，锁禁于宗人府。 奕䜣（右）和奕（左） 同一天，在奕䜣授意下朝中大臣纷纷上奏，要求太后垂帘听政；带兵大臣胜保请求的奏折也在这天到京；僧格林沁也正式来函告知拥护太后的垂帘和近支王辅政。 第二天早晨，奕和仁寿将肃顺从密云县押回京师。愤怒的两宫太后立即宣布查抄肃顺在京和在热河的家产。 经宗人府和刑部等官议定，两宫太后批准，谕将肃顺“斩，立决”；勒令载垣、端华自尽；另五大臣也根据轻重分别治罪。 一场夺取最高统治权的宫廷政变，在慈禧与奕䜣的联合行动下，完全成功了。因发生政变的这一年是辛酉年，史称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原文）
本文讲述了慈禧太后通过辛酉政变掌握清朝实权的经过，以及恭王奕䜣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辅政角色。政变后，慈禧虽为‘垂帘太后’，但因对政事不熟，将奕䜣视为左膀右臂，授予其‘议政王’、宗人府令、内务府大臣等要职，并赏赐亲王双俸，甚至为其母追封尊谥，长女晋封为固伦公主（清初仅见），显示其优厚待遇。奕䜣由此掌握大量实权，形成‘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联合政权格局。军机处作为核心权力机构，由奕䜣任首席大臣，桂良、沈兆霖、宝鋆、文祥、曹毓瑛等政变功臣相继入阁，形成支持新政的稳定团队。尽管慈禧牢牢掌控最高统治权，但实际政务多由奕䜣主导，被时人视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的英断’，标志着‘同治中兴’时代的开启。这一时期政权结构稳定，京内外官员普遍认可，地方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高度评价政变的正当性与远见。
同治初年，清廷面临太平天国起义的严峻局势，急需镇压。慈禧与议政王奕䜣认识到必须信任汉族将领，遂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员，赋予其统辖军政大权。曾国藩被任命为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军务统辖，虽力辞，但最终获得实权，建立指挥中心，部署诸将分攻天京、杭州、苏州等地，最终平定太平天国。与此同时，朝廷严惩失职逃将，如两江总督何桂清，在常州失守后弃城逃亡，引发朝野愤慨。刑部初议处斩，后因慈禧下令慎处，引发争议，大学士等多人上疏为他申辩，但御史指出庇护逃将有损军心。最终，曾国藩上奏指出何桂清失职属重大过失，虽未明言处死，实则主张重惩，体现朝廷整顿吏治、肃清腐败的决心。此事件凸显了清廷在战时对忠诚与责任的重新审视，也反映了汉族官员在国家危难中的关键作用。
清同治元年，胜保因功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曾立下八里桥等战功，深得朝廷赏识。然而其后骄横跋扈，纳贿渔色，擅调叛将苗沛霖、宋景诗入陕，纵容其反叛，严重违抗朝廷命令。虽有军功，但其行为已触犯国法，尤其在苗沛霖、宋景诗背叛后，被认定为‘党护逆党’，有‘挟制朝廷’之嫌。慈禧命多隆阿率军围捕胜保，将其革职并押解京师。经审理，胜保贪污、索贿、蔑视皇权等罪行确凿，虽有文官为其鸣冤，称其功过相抵，但御史、张之洞等上奏强调其罪行严重，不可姑息。最终慈禧下旨处死胜保，以儆效尤，彰显朝廷法纪严明，杜绝将帅专权、结党叛国之风。
本文主要叙述了同治二年（1863年）清廷对湘军将领胜保的处置及其背后的政治背景。胜保虽有战功，但被指责拥兵自重、骄奢淫逸，与汉唐末世将帅之弊相似，最终因‘矜功恃宠’被慈禧太后下令自尽，成为清廷整肃吏治的典型。学者评价称，胜保与何桂清并列为当时贪庸骄蹇的代表人物，清廷诛杀二人，彰显法纪未坠，有助于稳定政权。此后，朝廷对各级官员展开全面整顿，惩办了包括庆英、蒋大镛、福济、乐斌、翁同书等在内的多名贪腐或失职官员，强调赏罚严明。曾国藩在私信中高度评价这一整顿，认为朝廷‘激浊扬清’，并告诫弟弟曾国荃要警惕功高震主、保持谦逊勤勉。同时，清廷对战功卓著的湘军将领如骆秉章、胡林翼等予以封赏，以激励士气。此外，两宫太后还追谥40余位战死官员，以示哀荣与激励。整体反映出同治初年清廷在危局中试图通过肃贪整吏、强化中央权威来维系统治稳定的政治举措。
